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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每个职业都有一套不可逾越的规范，被称之为职业伦理，它是行业共同认可的价值，也是社会对这个职业的最低要求。古人说，“在其位，谋其政，认其职，尽其责”，便是说每个职业、每个位置都有自己不可推诿的责任。比如，医生的职业道德是救死扶伤，见死不救、有伤不扶便是职业失格；教师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品行不端、照本宣科便是职业失格；法官要保持中立、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先入为主地认为某方有罪，便是失格，遑论误判错判。 社会的正常运行，仰赖职业的各尽其责，因此对于失格者，轻则舆论谴责，身败名裂；重则法律制裁，剥夺自由乃至生命。但是，人类社会还存在这样三种危险的职业：知识分子、政治家、历史作家——他们是人群中高高在上的权威，影响力遍及整个社会，但却可以肆意失责而不被发现；等到世界有所察觉时，人类早已跨入了灾难之门。鉴于这三种权威巨大的煽动力和迷惑性，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对他们的弱点有所了解，以便识破权威煽动性的谎言，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英国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纽约时报》发表亲苏的本报记者杜兰迪的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迫害，并最终死于非命。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然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在这本书中，索维尔记录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愚蠢：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和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任何人从出生开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可能会自然而然产生乌托邦构想：妄想知晓／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保守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激进到保守”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乌托邦冲动，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说到底，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激进”的倾向。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本身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于是在他们身上，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更明显。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制度和环境，相对于庞杂的观念和民情，这些更易于掌握和传播。因此“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 轻视“观念和民情”。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 “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宪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 “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左派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试问，罗素、萨特、萧伯纳、海德格尔……这些知识巨人，有谁主动对自己“专业上的严重误判”承担过责任？又有谁对“受害的大众”表达过忏悔？为此，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反而更能谦卑、清醒。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哪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政府普遍有愚蠢化的倾向。愚政是一种永久普遍的现象，它与时代或地域并无关联，与政权形式也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都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它与民族或阶级也不相干。既然愚蠢或反常行为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什么我们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因为政府的愚行，比个人的愚行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更应该采取理智的行动。既然如此，人们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却并未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因为，自我欺骗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总是先入为主，根据意愿行事，而不让自己根据事实调整方向，忽视或拒绝任何相反的迹象。一个典型案例是1914年法国作战计划。该计划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法国莱茵河前线，令左翼几乎毫无防卫。法国方面固执地认为，德国不可能调派足够的力量将侵略战线延伸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沿海省份。当战争来临之际，德国能够并确实使用了前线的预备役部队，又长途奔袭绕到西线，结果便导致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20世纪所经历的可怕后果。法国参谋总部1913年就逐渐获得与此相关的证据，却将其断然忽略了，目的在于不要影响法国向东部的莱茵河地区进攻的士气。西方文明2500年以来，除了马基雅维利关注政府的职能，而不是政府所应采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关心政府的愚蠢行径。腓特烈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艺术、科学、法律、诗歌、大学、十字军东征、议会、战争、政治以及与教皇的争夺。尽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后只能遭受挫败。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杰出的政要，使得佛罗伦萨更为辉煌，但他却因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国逐渐削弱。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和行为难能可贵，但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无法期望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在昙花一现般明智的政府间隙，总有愚蠢行径大行其道。比如德国在1916年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这种愚蠢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别无选择”论点中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则是最经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对敌人的低估。“无限制”潜艇战意味着一旦在所宣布的封锁区内发现商船，不论其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船只，不论有无武装，均不加警告予以击沉。出于对美国的了解，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反复告诫其政府，如果发动潜艇战，美国肯定会参战，德国必将战败。但是，德皇、宰相和最高司令部依旧召开了会议，决定封锁英国海域，在一个月内击沉60万吨船舶，迫使英国在明年收获节前就投降。结果是，尽管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协约国船只，造成巨大伤亡，但英国受到美国宣战的鼓舞坚持了下来，并没有投降。200万美军最终抵达欧洲，在美军第一波进攻的8个月里，投降的是德国。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但是，著名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一书中告诉我们：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随着权力在某些人手中习以为常，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也日渐消退。权力的责任，在于为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尽可能以合理的手段进行治理。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责任人有义务让公众了解信息，听取公众呼声，保持思维和判断的开明，避免僵化思维的隐患。如果思维足够开明，就能够察觉到某个特定政策是在损害而不是保护自身利益，然后有足够的自信予以坦承，并有足够的智慧去扭转局面，这就是治理的最高艺术。因为，人类不仅仅是利益的动物，更是观念的动物，理念的动物。一套历史叙事不仅仅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更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有毒的历史，常常是人类历史上大灾难重要的根源。但是，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历史写作者，之所以无法做到“公正还原历史真相”，往往是因为“价值先行”——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史料，甚至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秦始皇、拿破仑都是“千古一帝”，后世的崇拜者在编纂他们的历史时，刻意淡化了他们残酷、嗜血、荒淫无道的史实，为了“替古人原谅暴君”，他们不惜和史料打架。康有为为了让改良师出有名，炮制了《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声称“孔子想搞立宪改革，从前孔子书注都是假的”。他还假想出一个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绪效仿。诚然，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理性、中立、客观”，作家一定会有自己的态度，也应该有自己的态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一个合格的历史作家，就必须是一个“隐身的说书人”——既经得起文献检验，又有细节相互印证；既有整全、高度的视角，又有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夹叙夹议、苛求古人、代读者做价值判断……都是历史的大忌——这些内容完全可以放到附录中去谈，绝不能用来挟持史料，甚至和文献打架。一个历史作家的职业伦理，除了“让原始文献自己开口说话”，还要避免带着自己的价值主张去筛选史料。这样的历史作品，才可读、可信、可传世。史观正确、尊重史实的研究者也不少，但只有少数人具备学者的担当和能力——花费双倍的时间研究、筛选史料。还有很多历史作家，是公共领域的“论文式写作”——堆砌事实、事无巨细，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但事实上，读者根本无法理解那么多名词。这样掉书袋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偷懒——把功课都扔给了读者。有的历史学家史观正确、尊重文献，也有整理文献的能力和毅力，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克制住“苛求古人”、“夹叙夹议”的冲动。出色的历史学家必须是“隐身的说书人”——讲故事的最高境界，是让听众忘记说书人的存在。历史学家绝不能使用情绪化的讲述诱导读者，即便他有第一手的真实史料，更不能在叙事里穿插自己的价值批判。如果作者对素材有疑惑，应该在幕后自行解决。即便想要做动机分析，也应该放在附录里。“不要当着读者的面和素材理论”——要避免“事后诸葛亮”，更要避免“代读者发表感想”。例如，著名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写史迪威在缅甸的大败时，有一件令人震惊的真事：蒋介石的一名部下，在掩护撤退时擅离职守——为了把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搞回家。史迪威愤怒地说：“在中国战场打仗，（国民党）司令官从来不会穷着下台。”塔奇曼本想引用这句文献中的原话总结——仅从忠于史料和史实的角度，这没有问题。但她担心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会对其他中国国民党将军产生偏见。最后，她不但删掉了这句话，而且直接舍弃了这个故事。对此，塔奇曼的理由是：作为叙述的一部分，一件细微处的小事也是有代表性的，也能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这时候作者的权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无人能够监督。知识分子、政治家、历史作家，都是人类社会中当之无愧的权威。但权威失格的后果，却总是由每一个普通人来承担。历史作家对历史的筛选、改造，让有毒历史广为传播，读者将虚假视作真实，得出的教训全错。知识分子高举理想主义旗帜，在专业领域外肆意发表愚蠢看法，但造成的恶果，却由全体民众承担。政治家基于偏见和自负做决策，世界大战前的各国领导人，几乎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惊人的集体愚蠢、迷之自信，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人性的缺陷固然值得悲悯，但历史经验表明，骄傲和自负是人类难以治愈的绝症，而它表现在上述三种职业身上时，对普通人的影响最为致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相关著作，比如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他将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一层一层剥开，读完便知他们的愚昧究竟源自何处，我们又该如何识别他们的有毒思想。比如巴巴拉·塔奇曼的《愚政进行曲》，她深入人类历史现场，将木马屠城、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等等一系列荒诞的政治决策，剖析得极为深刻，看完不免长叹，政治家竟然如此缺乏常识，甚至不如普通人。同时，作为一位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身体力行地反对编造历史，她对那些价值先行者、系统论者、建构主义者的历史书写向来嗤之以鼻。她是谦卑和谨慎的，即便写到一处天气，也都有史料支撑，这样的书经得起时间考验，更不会读坏人的脑子。预防愚蠢和灾难的最好方式，就是了解愚蠢和灾难。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托马斯·索维尔的独家书《知识分子与社会》、巴巴拉·塔奇曼的独家全集，包含《愚政进行曲》、《历史的技艺》等著作。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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